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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摆手舞.酉阳摆手舞

2016-02-26 来源:

酉阳土家摆手舞走出深山发扬光大----李化摄影.png

摆手舞起源

主 要传承于酉水河中、下游地区,根据表演形式、内容、规模和祭祀主体的不同,摆手舞可分为“大摆手”和“小壁手“两种,摆手舞的基本动作有”单摆“、”双摆 “和”回旋摆“,其基本动律为:手脚同边,下不过膝,上不过肩,身体下沉而微有颤抖。主要表现内容涉及人类起源、神话传说、民族迁徙、古代战争、狩猎捕 鱼、刀耕火种、生产劳动、饮食起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套系列的土家摆手舞,实则是一部活生生的土家民族发展史。酉阳摆手舞

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它始于唐代,流传至今。
  跳摆手舞,少则数十人数百人,称“小摆手舞”;多则数千人至数万人,叫“大摆手舞”。其舞蹈形式有“单摆”、“双摆”、“回旋摆”等;舞姿多模仿跋山涉水、农事劳动、战斗姿态、岩鹰展翅、日常生活。这些舞蹈动作,舒展大方,生活气息浓郁,表现出土家人粗犷豪放的民族性格。每逢节日喜庆,土家人都要到“摆手堂”或草坪、院坝跳摆手舞。


酉阳摆手舞   (17张)


摆手舞又名“社巴”,整个活动以祭典舞蹈、唱歌等为表演形式,以讲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英雄事迹为内容。祭礼仪式 毕,由“梯玛”或掌坛师带领众人,进摆手堂或摆手坪跳摆手舞,唱摆手歌。土人作战前跳此舞以助长士气。摆手舞分单摆、双摆、大摆手、小摆手数种。跳摆手舞 击大鼓、鸣大锣,气势宏浑壮阔,动人心魄。舞蹈时双手呈同边摆动,踢脚摆手,翩跹进退,成双成对,意境生动。摆

手舞不仅是民间一种娱乐和健身性质的体育活动,亦是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葩,正是“摆手堂前艳会多,携手联袂缓行歌。鼓锣声杂喃喃语,袅袅余音嗬呓嗬。”

中国土家族民间舞。流传于湖南永顺、龙山、保靖以及湖北、四川交界土家族聚居地区。春节期间在土王庙前举行的仪式性集体舞,唐末五代时已流行,初与祭祀有关,后演为风俗,分大摆手、小摆手。大摆手3~5年一次,有数县上万人参加,历时达7~8天。舞蹈中有复杂的军事狩猎内容,还摆出套路阵法。小摆手则本村本寨,每年举行,以农耕为内容。舞蹈时人们围成多层圆圈,一个领舞,众人随跳。

土家生活的“百科全书”

       关于摆手舞的起源,如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谭小兵介绍,摆手舞可以说是土家族历史生活的缩影,犹如一幅表现土家族历史生活的绚丽画卷。它的起源可能来自于宗教祭祀,也可能起源于巴国舞。总之,土家族摆手舞表现的基本内容涉及到人类起源、神话传说、民族迁徙、狩猎捕鱼、古代战事、刀耕火种、饮食起居等方方面面。如今,酉阳摆手舞分为大摆手、小摆手两种。流传于酉阳可大乡等地的原始摆手舞属于“小摆手”的范畴,基本动作有单摆、双摆、回旋摆,而且下不过膝,上不过肩,身体下沉而微有颤抖。至于“大摆手”,则是经过加工提炼的摆手舞,适合广场上市民休闲锻炼。

谭小兵说,摆手舞已成为土家传统文化的大集汇,透过其内容与形式,可以观察到土家族社会、历史、民俗、民族特征以及文化艺术发展轨迹,可以说就是一本土家族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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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摆 手舞有”巴渝舞“起源说。《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这说明”巴渝舞“在武王伐纣时就用于了战争。”巴 渝舞“之名始见于《华阳国志·巴志》中”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冲锋陷阵,锐不可挡,帝善之专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 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在三千多年前,历史上曾出现了强盛的巴子国,《华阳国志·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这一区域正好囊括了整个武陵山区。唐梁载言《十道志》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 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古代巴人正是土家族之先民的一部,建国后,在三峡、清江、酉水河流域的武陵山 地区出土的”巴氏剑“、”虎纽錞于“等大量的巴氏青铜器佐证了这一史实。

       汉高祖定三秦以后,”巴渝舞“成为宫廷乐舞,也被用于日常交际之中,用来招待宾客。直至唐、宋时期,”巴渝舞“逐渐 失去了昔日的地位,从宫廷的歌舞演奏中消失。”巴渝舞“虽然在宫廷的歌舞演奏中消失了,但却在相对封闭的武陵山区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这正所谓”天子失 官,学在四夷“。说部分地保留是因为今之摆手舞既不是”巴渝舞“的全部,更不是”巴渝舞“的翻版。

       虽然”巴渝舞“中的”矛渝“、”驽渝“的表演形式与”大摆手“中的插花摆手十分相似,均为手持兵器或齐眉短棍而舞, 这似乎说明”巴渝舞“对以表现古代战争为题材的摆手舞影响很大,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但在流传范围更为广泛,以表现日常生产生活为主题的”小摆手”中,却很 难看到“巴渝舞”的痕迹。这表明摆手舞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很难用一种文化现象将其囊括。

土家人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土家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在“改土归流”以前一直是土家人的主 要交际工具,在语言的传承上还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某些细小的差异。但由于土家族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民族文化的传承大多依靠口传心授,而这种 传承方式又是极为有限的,那么,要更好地延续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就必须创造或依赖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作为庞大的土家文化载体的摆手舞便自然地成了这种 方式的承担者,用歌舞的特殊形式向后人讲述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让土家人在祭祀和娱乐活动中,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获得某种生产生活技能知识,因此摆手舞 才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历经千年而不衰。

       摆手舞产生和流传在武陵山地区的酉水河、清江流域。由于武陵山区气候湿润、降雨充沛,四季分明,适应了传统农业生产 的土家山民均把农历的冬月、腊月和正月视为农闲季节,这就为祭祀和摆手舞活动的举行提供了必要的参与者和时间保障,因而年年举行,以致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 的模式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摆手舞文化现象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流传于酉阳民间的两套表演内容完全不同的原始摆手舞均属于“小壁手“的范畴,其舞蹈语汇自然、古朴。其中一套是以表 现民族迁徙为主要内容,展现了土家先民在迁徙途中的苦难历程;另一套则是原始地摹仿了生产劳作的全过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舞蹈动作已失传,今幸 存的动作还有:单摆、双摆、抖虼蚤、叫花子烤火、螃蟹上树、磨鹰闪翅、状元踢死府台官、播种、栽秧、薅秧、割谷、打谷、挑谷等数十个。过去,每逢农历正月 初一至十五,土家山民便聚集在摆手堂或土王庙前,以粑粑、豆腐、团撒、刀头为祭品,在老土司或长者的主持下举行盛大的祭祀和摆手活动,气氛十分热烈,常常 通宵达旦。在跳摆手舞时,还要伴以摆手歌,歌词的内容大多涉及民族历史、祭祀祖先和生产耕作等等。

       酉阳县后溪镇长潭村酉水河西岸的”爵主宫“(小壁手堂),形式独特,保存完好,伴随着堂前千年的古麻柳和汩汩作响的 酉水河,见证了昔日“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盛况。长潭“爵主宫”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 史,为清代建筑风格,砖木结构,复四合院布局。其主体建筑有前厅、正殿、供台、厢房、前后天井和侧门等,分左右两道正门,左边为“彭氏宗祠”,供奉彭氏历 代先祖;右边为“爵主宫”,供奉“彭公爵主”,正门前是用青石板铺成的能容纳数十人跳摆手舞的长方形坝子,坝子的三周是雕刻精美的石护栏。长潭“爵主宫” 是今渝东南地区现存的唯一的与宗祠一体的土家“摆手堂”,是土王庙与宗祠相结合的复合体,也是研究土家族原生文化的生存与变异轨迹的重要实物资料。“爵主 宫”因主要祭祀彭公爵主而得名。彭公爵主就是湘西溪州刺史彭世愁。彭世愁因于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与楚王马希范共立记事铜柱于会溪坪而着称于史, 是当时湘西着名的土家族酋领,传说马希范给彭世愁封了爵位,所以,后人尊称他为彭公爵主,今酉水河流域的彭姓土家人均视他为开山老祖公。过去,一年一度的 祭祀和摆手活动在此举行,因此,习惯上又把“爵主宫”称为“摆手堂”。

       为什么重庆酉阳的土家人崇拜湘西的土王呢?原因之一,酉阳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县时就在酉水河下游今湖 南省永顺县王村(即今芙蓉镇),属汉武陵郡辖县之一,史称下溪州,后辗转迁至今址。1962年《湖南省志·地理志》说酉阳县治在永顺县南部猛洞河与酉水河 汇合处的王村,因位于酉水北岸而得名;并说酉阳县在湖南省境内辖永顺、古丈、龙山三县。这一史实表明酉阳与湘西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被历史清晰地打上 了“文化同构”的烙印;原因之二,溪州地处酉水河下游,而酉阳的后溪、大溪则地处酉水河中游,借助酉水这条黄金水道,两地交往古已有之,故文化渗透与传承 亦为必然;原因之三,清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地舆志·山川》载:“三峿山,在州东一百六十里后溪河上(即酉水河),三峰并峙,苍翠逼人,为大江里彭、 白、田三姓祖山。土人言三姓之祖始入川时,各踞峰下以居……”。由此可见,彭、白、田(土家族大的宗姓)三姓之祖曾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而被迫迁徙,从酉水 河下游逆流而上,到达了酉阳的后溪、大溪一带繁衍生息,随着三姓的迁徙,也势必将这一“土王崇拜”的文化形式带入酉阳地区。

       曾经遍布酉阳全境的各种“三抚庙”、“土王庙”、“爵主宫”是土家人为纪念有德于民的土司王而修建的,也是土家人进 行“土王崇拜”和“摆手祭祖”的主要场所,这种每年必须举行的祭祀活动在土家地区保存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宗族制度的引入和强制“儒化教育”的实施,才从 根本上动摇了她的根基并逐步取而带之。这一时期,新建的土家族强宗大姓的宗祠如雨后春笋,而作为土家原生文化载体的“三抚庙、”土王庙“、”爵主宫“等古 建筑却迅速消失,几乎丧失殆尽,在此前提下,长潭”爵主宫“(复合体)的出现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她既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残存“,更是一种生存与适应的变 异。换言之,既适应了统治文化的整合,又顽强地保存了自己,这反映了土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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